——我看《判例与研究》之意义

广东珠海非凡律师事务所主任  邵长富

吴革会长，高铭暄、王保树前辈，各位专家学者：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会议，我是珠海一个叫非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本人对判例理论研究并不深入，也没有这方面的著作。我受邀参加本次会议的唯一原因我想可能是非凡律师事务所创办了一本专业法学期刊，叫《判例与研究》，这份杂志倒恰好与今天的主题契合，我是它的主编。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本杂志。
　　12年前，1995年6月，经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并颁发非公开出版物登记证，《判例与研究》在珠海创刊，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的张耕同志为本刊赐稿，成为本刊的开篇之作。本刊的创办者、前任主编是在座的贺海仁博士，我是继任者。
　　12年间，《判例与研究》共出到57期，由于是非公开出版物，因此，只能赠阅，平均每期赠阅2500册，累计已赠阅14万册，读者分布在全国各地。本刊由非凡律师事务所自筹经费，聘请专职兼职编辑，累计投入经费近200万人民币。12年间，已发表判例理论文章57篇，判例评析文章300余篇。我们曾将这些文章筛选编辑为《判例在中国》和《活的法律》由出版社出版。其中，商务部书馆出版的《活的法律》在香港国际书展中获得了社科类书刊优质奖。
　　本刊的作者有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而主要是法官。这也是本刊有别于学报等法学专业期刊所在。编辑工作中，经常与这些法官作者联系，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张贺卡，平淡往来，从未见面，却又神交已久，不用查找通讯录，就能随时记起他们。苏州中院的游冰峰、湖北省土家族自治县法院的朱学友、深圳中院的祝建军、南通中院的姜凯、江苏淮阴的腾威、湛江中院的扬信——。
　　专家学者对本刊也是怜爱有加，为本刊赐作和给予鼓励。郭道晖教授的《提高判例的法理质量》，武树臣教授的《判例意识的觉醒与判例机制的诞生》，孙宪忠研究员的《从典型案例看民法基本理论的更新》，沈宗灵教授的《再论当代中国的判例》等，极大地提升了本刊的理论价值。一代宗师，已故民商法学家谢怀轼教授，于1996年12月1日亲笔致信本刊，肯定了本刊的“编辑方针和办刊精神”，并“希望本刊越办越好”。这些都是本刊得以健康发展的源泉，本刊编辑人员须臾不敢相忘，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忘提及。也正是这些因素，本刊编辑人员多年来殚精竭虑，始终不忘办刊宗旨。那就是，以研究裁判文书的裁判理由为核心，评价具体判例得失，阐释判例法律价值，增强社会判例意识，推动我国判例机制的建立。多年来，我们谨守这个办刊宗旨，不断地鼓吹要关注判例的裁体——判决书的说理性。判决书说理了，法院才讲理了，这虽说是个常识，但当下常识问题往往很复杂。我们要首先认识这个常识，执行这个常识。判例书说理了，其判决才可能成为先例判决，也才有从判决中抽象出法律原则的可能性，就象马歇尔大法官从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创立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沃伦大法官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抽象出沉默权一样，那是何等的成就和荣耀，应当说这是法官的最高境界和终生追求，但实事求是的讲，由于综合因素，我国当下的法院判决距此还有相应的距离。
　　本刊创办多年以后，案例研究和相应的制度有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2001年9月，国家法官学院和北大法学院举办了“案例研究与法治现代化高层论坛”，与会学者形成了基本共识和主流观点：就是发挥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加强案例研究，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2002年8月，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在本院推出“先例判决制度”。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建立了案例指导制度，此后，江西、新疆等地方法院也陆续推出了相应的制度。今天，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案例的地位、作用、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尊重。作为在判例研究域中先走一步的《判例与研究》杂志的编者，确实感慨良多，喜不自禁。很显然，我不能盲目夸大《判例与研究》这本杂志的作用，但是不是可以说，当下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以及今后进一步改革完善，是与包括本刊在内的各界深入研究、努力推动分不开的，从这一点讲，《判例与研究》杂志的创办意义和价值重大。因此，我们今后还会继续把它办好。当然，等到我们水平所限、力不从心时，我们会拱手相让，赠予有条件有能力且能持久办好它的人，比如法学院或民间法学研究机构，使本刊继续创造它的价值。
　　发言到这里，我显然意识到离今天研讨的议题有些距离，我必须立即结束我的发言，但我仍想借此对我本人及本刊来说十分难得的机会，请求诸位学者专家关注和支持民间法学研究，关注和支持《判例与研究》，直白地说，为本刊赐稿，使本刊能够继续健康发展。
　　谢谢大家！